摘要：(注：Cf.R.Pound,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 Harvard Law Review 57,1943,pp.1-39.also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YaleUniversity Press,1942,pp.63-81,134.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Beacon Press ,1921,pp.91-93,197-203.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pp.158-64.)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利益纲目或曰对话平台，庞德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社会利益分类与体系： ①一般安全之中的社会利益：以社会生活的名义经由社会团体争取的要求、请求或需 求必须加以保护，使免于任何威胁其存在的行为发生。 ...
[5]国家司法机关借由司法解释分享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力，因其相悖于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理念，而颇受诟病。
如果不存在私有制，公民就只能每天依赖政府官员的信誉而生活了。因此，中间阶层需要最大限度地、持久地参与到政府权力的运作中去。
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能力是由其拥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决定的。公民拥有的只是特权而不是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受政府干预的私有财产权对民主是必要的、或至少是有益的基础。姜璟，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讲师。因此，中间阶层追求私有财产权完全符合法治社会对于经济民主的要求。基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背景而形成的中间阶层，体现出自身对于法治的自然尊重和强烈渴求。
首先，强调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法应该是普遍有效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不应受个别人感情因素的支配。社会基础中间阶层最初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及其完成时期，也被称为旧中产阶级，由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组成。新材料的发现、新方法的使用，使法律史学者能够进一步开创多元化的研究局面。
任何一名学者，你可以确立一个你认为正确的价值目标，围绕着这一目标，选定研究领域，展开学术研究。［25］郑显文教授在对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整理、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律文书不仅为法史学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学术资料，同时也开阔了法史学界研究的视野，拓展了法史学研究的范围。作为一个研究机构，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关注的学术重点。许教授在发言中兼采描述、解释与建构三种进路，从描述法律的历史性入手，解释法学历史主义的基本含义与历史方法的法学意义，由此尝试一种历史法学的汉语文明进路，即基于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法的过往理路而解释法律的意义特征，一种关于特定人世生活和人间秩序的特定时间意象。
张明新，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0］张生教授利用在台湾进行学术访问的时机，对台湾地区法制史学发展过程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可资借鉴之处。
形式或者说方法上缺乏逻辑学在法律研究中的运用。学者之间的广泛交流，以及通过对法律史学中一些热点问题的争鸣，使既有的认识得到了深化，而一批有影响的教材、专著的出版也使得该学科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30］李青博士介绍了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法制史资料藏书的情况及对中国学者进行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意义。其次，法律的历史性意味着法律是而且永远是人间秩序中的一种人世规则，既是特定人间秩序即特定文明类型和时代的产物，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某一时代的规范，某一文化的承载者乃至阐释者，最终属于某种人世生活并构成了某种人世生活。
［11］张生：《交叉融合与新领域的拓展：对中国台湾法制史学的检讨以及我们的借鉴》，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本人会议研讨发言。而三方竞争中有妥协的利害关系，以及时有差异的目标，导致了各方在帝国司法实践中采取了并不完全相同的立场，并互相推卸造成 司法不公及腐败的责任。陈教授还运用自己提倡的新的方法论对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固有的用语如法官、司法和法理等词汇进行了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考察，揭示词汇背后的时代变迁及其内涵，进而对宋代的司法传统进行解读，澄清了人们在这些用语使用和理解上的一些模糊认识。神秘数字对人类法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32］张中秋：《传统中国律学论辩──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张中秋教授会议研讨发言。（七）法律史学者要谦虚谨慎，自强不息。
本人现根据有关材料，将此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与观点作一综述。张教授指出，律学具有概念明晰、解释准确、简洁实用的优点，一直是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传统中国和东亚法文化的特色。
马教授以自己对礼在宪政进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分析为例，说明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问题，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应该具有学术的洞察力。［9］博士生陈煜同学从法律史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的特殊性及与历史、传统的关系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剧烈变化背景下中国法律史就体用关系、传统与现代、规则与事实、语境及研究范式等方面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如何走出的问题，剖析了出现困境局面的原因，认为有学科本身的原因与学术研究上的原因，其背后隐藏着最实质的原因是将法律史科学性与人文性相割裂了，而真正的法律史学，应该是法律科学与民族精神的统一，这既是法律史学的进路，也是唯一的出路。其次，要使移植的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在中国实现成功的转化。立法者最须尊重的是两种无形的力量：判断力与平衡感，而它们多数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甚至主要是历史经验。［18］ 张中秋：《概括的传统中国法理观──中国法律传统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挑战（纲要）》，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张中秋教授会议研讨发言。第四，法律的历史性意味着法律本身借助自己的知识系统和思想体系，即法学，准确而言是历史法学或者法学历史主义而获得了思考过去并有选择地遗忘，从而给自己创造未来的能力。
法律智慧源于历史经验而非理性，或者不仅仅是理性，其基本功效在于提供规则，形成秩序，满足安全，而前提则是所有的法律获得一体遵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治者用规模较小的文官系统和数量不太大的武装力量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秩序和基本和谐的社会，在这里，法律自身，以及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如何共同作用，用较少的管理成本，实现了预期的社会控制，值得作进一步系统深入的研究。
（六）中国法制史研究学者应有一种使命感与开拓进取精神。［14］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
这应当成为法学家在知识论上所能做出的独特贡献。（二）应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
三、法律史材料的发现、拓展与应用法律史学人都深知史料对于学科发展之极端重要性，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材料的）发见（王国维语），对法律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历来都是法律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第二，关于法律史学研究中心近期的研究重点问题。［24］ 崔永东：《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本人会议研讨发言。希望学界同仁，如果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能够携手合作，共同开发。
这是对法律史学科所面临的危机的一种回应，是法律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新思考。张先生认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法制史学走过了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至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时，张先生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进行了反思，且提出了一系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主导中国大陆法制史学研究的观点。
马教授的基本看法是，法律史学科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是法学界的领军学科，但在法制逐渐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史学领军地位的淡出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法律史学科发展的最关键之处是加强学科自身的学术性，并使其保持一定的独立。因此，法律史学尤其中国法律史学应该是当代中国法学中最有学术价值和活力的学科之一。
当代中国法理学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当代中国法理学教给我们的法观念主要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不能用来理解传统中国的法观念，也不能涵括和解释当代中国的实际，还不如传统模式有解释力。［3］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目前遭遇的困境和危机，部分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忧虑并从不同的角度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走出困境的设想。
法律作为人世的创造物，是一种人间秩序，是特定文明与国族历史之现象界，其本性存在于历史，存在于特定文明特定国族的历史之中。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张晋藩先生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中华法系的复兴这一课题，就与这一价值导向相关。［35］张生、李彤：《民国民法典的编订：政府与法律家的合作》，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
黄震博士针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显学到冷门的巨大反差现象进行了学科史的反思，认为反思法律史的学科史旨在寻求我国法律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使本学科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清醒的自我意识中探索，在深化理论品质过程中不断走向自主、成熟与完善。本次会议依次采用大会发言、评议、提问和回应这种规范的学术研讨方式，使整个会议充实、紧凑，四个分主题的提炼与安排也体现了组织者的用心。
［8］卜安淳教授分别从法学与史学两个学科角度探讨了法史研究的学术功能问题，认为史学研究需要法学视角，法学研究也可以为史学的建构做出贡献。刘教授在论文中还谈到了法史学批评的良性开展问题。
这构成了中国传统司法审判的一大特质。从一到十的数字都是神秘数字,十以上的神秘数字多是十以下神秘数字的倍数。
